深圳那把火烧出纳粹的幽灵（足本）
　　笑蜀
　　
　　
　　深圳城管“拆违”时纵火焚烧棚户区。残垣断壁之间，一个儿童徒劳地奔走，试图用一小瓢水浇灭吞噬家园的烈焰，弱者的无助和强权的霸道，强烈反差令人愤懑，也令人绝望。
　　
　　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暴行而竟能以合法的名义，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。不能不让人惊醒，我们的世界一定出了大问题。
　　
　　是的，一定是出了大问题。因为这种突破人类底线的暴行，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发生，甚至，这并不是最残忍、最令人发指的暴行。
　　
　　就在北京，某派出所政委田秀池值班时得到指令，救助重病中的流浪女。他却非但没有伸出援手，反而将流浪女扔到荒郊野外，使其无法得到救治而一夜暴卒。
　　
　　这是今年7月份才听说的事，仅仅过了一个月，媒体又报道，陕西宁陕县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：当地民政官员谌太林为迎接上级卫生检查，而将本镇一名流浪汉扔到山上，致其因饥寒交迫而一命归西。
　　
　　像这样的冷血案例，应非个别。扔掉流浪女的从犯、前警官刘洋就声称，以前遇到类似事情“都是扔掉”；陕西宁陕县一位知情人则透露，宁陕县和邻县将流浪汉彼此扔来扔去，已经成了保留节目。
　　
　　即便物品，但凡有点价值，都不忍心白白扔掉。只有被当作了垃圾，才会扔之而唯恐不及。显然，在某些地方官员看来，流浪汉与垃圾并无二致，所以他们扔流浪汉才会扔得顺手，几乎扔成了习惯。
　　
　　这也可用来解释深圳焚烧棚户区的那把火。通常的理解，放火往往只是为了烧荒，而且往往只适用于初民时代。深圳的那把火，则烧出了深圳人文环境的初民时代，被烧的棚户区则被纵火的初民当作了莽莽荆棘。
　　
　　把穷看做一种脏，乃至看做一种罪，有着一种生理上的反感乃至是敌意。从这种生理上的反感乃至是敌意出发，把自己的穷同胞，把那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看做是垃圾，迫不及待地要把他们隔离起来，甚至要把他们从文明世界的视野里清除出去，好“眼不见心不烦”。无论是“扔”还是“烧”，显然都是基于这样的心理。
　　
　　而这跟当年纳粹清除“肮脏的”犹太人的心理，何其相似乃尔！甚至，他们使用的语言，也惊人地接近。刘洋扔掉流浪女之后马上报告上级：已出警“解决”。相信赳赳武夫刘洋并不懂什么纳粹史，但他在这里使用的关键词，跟纳粹“旺湖会议”决定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所使用的“最后解决”的关键词，难道不是不约而同吗？这看来似乎只是巧合，实际上却透露出他们本能上的一致，透露出他们精神气质上的契合。
　　
　　这么说不免过于言重，而有无限上纲之嫌？但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残忍地抛于荒野，将一座又一座贫民茅棚冷酷地付之一炬，且事后总能为自己百般辩解，而决无忏悔之意。对如此暴徒，就应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度。固然，被扔掉的流浪女流浪汉，被烧掉住所的深圳流民，这些可怜之人或许不乏可恨之处；但无论怎样可恨，他们最多只是违法而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构成犯罪，而且纵然是犯罪，他们也只能接受法律明确规定的，为文明社会所公认的处罚方式。换句话说，不能因为他们走错了路，就认定他们活该被狗咬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敢抛待救之人于荒野，敢烧贫民茅棚于街市，这种反人类的暴徒，人数毕竟也是不多了。但其反人类的文化基因，却实足祸害天下。本来，被迫非法生存，在底层人民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生存状态。当大多数人不能通过诚实劳动来走出低谷，而必须多多少少触犯某些法条才能得到起码的生存资源时，违法就主要不是他们的错，而主要是体制的错。但对这个大背景视而不见，对底层瑕疵没有一点点同情的理解，反而以其为口实，视为贱民，等同垃圾，决不容他们有生存空间，为此怎样不择手段都理直气壮。此种思维定势一旦合法化，结局将是极其恐怖的。表面上他们烧的是茅棚，实质上烧的是生存权，这即是说，在烧茅棚和烧人之间，原本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。如果不能及时喝止，今天他们可以烧茅棚，焉知明天他们不会烧人？
　　
　　所以，无论如何，他们必须受到报应。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报应，至少也要有言论上的报应，让他们成为千夫所指，让他们的名字成为耻辱的符号，用这样的报应警告他们的同伙，令其永远不敢步后尘。否则，一旦蔓延开来，明天被那把火烧掉的，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。
　　
　　——原载今天《南方都市报》，发表时有较多删节